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通过一系列反腐“组合拳”诠释出十八大以来反腐新常态。在理论上，大多数研究把腐败视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并且关注腐败造成的影响，而不是关注于它的原因和内部的机制。[1]在实践上，人们对于腐败问题更加关注的无非是两点：第一,社会从高腐败状态过渡到低腐败状态的可能性和时间，尽管在短时间内从高腐败的状态向低腐败的情况过渡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社会现象。[2]第二,采取哪些手段来反腐败，这些手段的效果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问题牵扯到党和政府在反腐败中的着力点。基于这两点，本文以Netlogo 5.2为分析工具，在微观层面上构建一个多主体的仿真模拟，以期通过宏观层次的涌现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文献综述

绝大多数文献把腐败视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并且关注腐败造成的影响，总的来说，腐败与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这样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了：

第一，通过以下路径阻碍经济增长：打击国内外投资者信心、降低公共设施质量、影响资源的合理利用、扭曲公共支出和增加企业负担。[3][4]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高腐败状态总是与低水平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相伴的[5][6][7]，Mauro利用16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证明了高腐败状态相伴着低水平的投资和更低水平的单位资本产出。[8]

第二，腐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源自于地租理论以及Rose-Ackerman[9]和Krueger [10]的研究。世界银行2000年的报告研究了东欧和中亚的腐败与收入分配的关联，发现基尼系数和国际透明组织发布的国际清廉指数呈现明显的反相关，即低水平的腐败相伴着低水平的收入分配差距,其样本相关度为0.72。[11]报告还研究了另一类特殊的腐败：政府俘获(State capture )，即对公职人员的决策施加不应有的影响从而获取投机利益。在东欧和中亚的一些国家，巨大的经济利益扭曲了法定程序和政策制定过程并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三，腐败引起经济增长率的下滑(见前文)

，并进而加剧贫困。Quibria的研究以泰国和印尼为例论述了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加剧贫困[12]，Gupta则利用贫困模型对56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跨国家的研究。在模型中，最贫困的20%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作为因变量，GNP增长率、自然资源、低收入人口的起始收入、教育不公平、资产的初始分配、社会支出和腐败增长作为自变量，研究表明高的增长率总是伴随着贫困的缓解。[13-14]

总的来说，现有的绝大多数文献都是在关注腐败造成的影响，而Hammond则另辟蹊径，利用多主体仿真的方法研究从高度腐败到低度腐败本质转变的能力。[15]本文的研究在Hammond研究的和Dzutsati模型[16]的基础上，明确了打击腐败的执法力度指标，并根据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实践以及中国社会的特点研究了从高腐败状态到低腐败状态转变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比较制度反腐、严峻刑罚和道德自省对反腐败的效果。

二、关键概念和模型假设

(一)关键概念

1.腐败

公共部门的腐败通常被定义为公权的私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反腐败手册(USAID,1999)中如是定义：腐败，包含了政府官员单方面滥用的行为如贪污和裙带关系，以及滥用公共和私人行为者，如贿赂、敲诈勒索、以权谋私和欺诈。腐败出现在政治和官僚机构，可以小的或大的，有组织的或非组织的。在本文中，Agent分为两类：民众和官员。这两类Agent都可以产生腐败，官员的腐败表现为公权私用，民众的腐败表现为行贿。由于分析视角所限，本文所指的主要是官员的腐败。

2.涌现

涌现和涌现性指的是整体或者高层次具有，而还原到低层次就不存在的现象、特征、属性、行为等。系统的这种涌现性是系统的适应性主体之间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模型的目标是在微观个体的行为模拟中自然产生腐败状态的稳定变化，这种稳定变化由个体层次的行为涌现出来。

(二)基本假设

1.道德属性假设。每个Agent具有随机分配的固有的“诚实”的道德属性。因此具有高度内在的“诚实”的Agent将会对贪污腐败付出较高的道德代价。所有Agent的诚实度被设定服从均值为0.5,标准差为0.193的正态分布，这样的假定是为了保证99.73%的数据落在(0,1)的区间内。这个设置是用来显示相对稳定的个人的内在道德品质。这样的道德属性假设和“人之初，性本善”的传统蒙学理论并不是一致的，它来自于每个Agent在成年之前受到的教育和熏陶。从现实来看，那些受处分乃至入狱的官员大部分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腐败的，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在刚从政的很长的时间内是不腐败的。